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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藤新一-《约翰·多诺万的死与生》:美男系导演的自HIGH

乐胡扒医原创

作者|爱因撕毯

编辑|泡泡君、自然卷

在国内影迷的千呼万唤中,去年大热的《约翰多诺万的死与生》终于有了汁源。为什么千呼万唤?一是因为它众星云集,包括囧雪诺,堪称文艺片中的大手笔;二是因为导演是有着三重身份的泽维尔多兰:戛纳亲儿子、超高颜值、GAY。

戛纳亲儿子的得名来自于他谜一样地被戛纳赏识,从一种关注到主竞赛再到拿奖,速度之快,步伐之稳,简直让人怀疑有什么黑幕。最谜的是,过了几年,尽管作品严重滑坡,戛纳仍然年年拉他入怀,媒体和观众也就年年上演骂娘奇观。

超高颜值,额……确是美男子,偶像感不要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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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重身份,GAY。这重身份为什么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他的电影几乎都离不开这个元素,而且他本身独有的艺术才情也与这个身份绑定在一起。

多兰的电影有很好的识别度,色彩上的绚丽、节奏上的跳跃、运镜上的灵动、离经叛道的人物、光怪陆离的情感工藤新一-《约翰·多诺万的死与生》:美男系导演的自HIGH、恣意妄为的象征,每一样都充满着新世代的朝气,那种自由徜徉、不拘一格的感觉,实在是很美妙的体验。人们称其为同志对艺术前沿性的天生敏感。

2016年进入戛纳的《只是世界尽头》吸引了四位法国的top明星加盟,一时间多兰风光无两,但没想到成片遭遇媒体狂嘘,之后更是被扣上江郎才尽的帽子。那部电影的核心问题在于,他刻意地放大以往作品中的优点:家庭成员之间的微妙感。于是过犹不及,人物关系变得怪异,情绪变化工藤新一-《约翰·多诺万的死与生》:美男系导演的自HIGH显得神经质,整部电影一直在毫无逻辑地吵架,再加上满篇的配乐和面部特写,简直不能更加聒噪、窒息和无聊。

这种错误可能源自于一个鲜肉导演因过早的赞誉而带来的盲目自信,于是他远离了加拿大的安乐窝,也远离了法国的艺术场,进入好莱坞尝试一种更为工业化的创作,这就诞生了《约翰多诺万》,众奥斯卡影后环伺囧雪诺的氪金阵容。

这部电影中他明显收敛了许多,懂得了偶尔的安静能让观众得以远观人物,来得及做出反应和思考。但是这并没有给电影的质量带来大的opportunity起色,相反,感觉比前作更差。《只是》虽然不适,但一方面在镜头语言上仍然有他的独特性,故事也始终围绕着“男主在弥留之际挽回家庭关系”这样一个叙事中心上。而《约翰》不但在视听语言上更加贴近好莱坞似的工整,而且在故事上也显得严重失焦。

电影讲述的是明星约翰多诺万,他是个同志,为了维系商业价值,他选择隐藏身份、压抑情感,苟且做人;于是他和一个未成年小gay粉开始通信,将对方当成树洞倾诉自己,不料信件被小粉丝班上的恶霸娃儿捅了出去,为了挽回事业他拒不承认,还污蔑小粉丝,于是众叛亲离,事业垮台,从此迷失自我,最终与自己和解失败而选择了自杀。

得亏了我归纳中心思想的功底,才把这个故事说得似乎很有发挥空间,并且最精彩的部分应该蕴藏在约翰在出事之后追寻自我真实的那一段。但实际情况是,根本不知道导演想要表达什么。

到底是主人公与小粉丝之间无法言喻的感情;还是娱乐圈对于明星私人生活的吞噬和道德的扭曲;还是一个明星在名利场中如何认知和拯救自我,获得人生真谛呢?都不是。看完全片,令人印象深刻的居然是主人公和小粉丝分别与自己母亲之间的感情。

电影中最让人进入的部分,竟然与这部电影的片名和故事主线都毫无关系。

其实,这可能是导演无意识犯下的错误。由于自身经历,母子关系几乎是多兰生命中的母题,几乎每部电影中都会论及于此,《我杀了我妈妈》和《妈咪》更是专门讲述这个主题。所以他会在不经意间陶醉于对母子关系的专注中,将本该克制的部分过度发挥,以至于模糊了原有的主线。母子情纵然是导演心路的自然流淌,但观众感受到的,则是落入窠臼的自我重复和审美疲劳。

而这种围绕同一母题进行执著的创作,对导演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他一定得琢磨怎样才能讲出新意?技术手段上,多兰在数部作品中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更加丰富的镜头语言、更加碎片化的剪辑风格、更为复杂的叙事方式、甚至是用画幅的变化来表现人物心情的变化,等等。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且花样太多之后,反而更会让人觉得导演矫揉造作。

而剧作上创新则更加艰难,套路上无非就工藤新一-《约翰·多诺万的死与生》:美男系导演的自HIGH是从相互不理解到相互理解,从冲突到释然,重拾母子关系间最初的天然亲密。想要出彩,就看剧本能把人物写得有多么特异而有趣,这一点多兰自己的《妈咪》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里面的角色个个脑洞清奇、行为乖张,还带点性格障碍,他已经无法超越自己。或者是把故事写得有多么耸人听闻,例如朱利安摩尔的《野蛮容光》所讲述的母子间有悖伦理之事,但这种极端的非典型故事并不是一个普适策略。

所以尽管《约翰》中的母子情有动人的瞬间,但它失去了闪光的可能。

多兰电影一直被诟病的还有他对流行金曲的执念,这部电影也不例外。用流行金曲配乐,好处是让观众感到亲切,与导演有品味和时代性上的相通;坏处则是它会喧宾夺主,并且破坏掉电影应该保持的一份高冷与神秘。所以通常用成品音乐作为配乐时,导演们都会选择足够小众的,而非流行金曲,且尽量选择写意性强的,而非叙事的,因为后者可能会节外生枝地构建出与电影无关的具象。

但多兰却反其道而行之,例如电影开篇就是一首阿黛尔的《Rolling in the deep》,非但过分被熟知,并且其本身的也是大众化和流行套路的,对于营造电影的艺术感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好在多兰选择的音乐在工藤新一-《约翰·多诺万的死与生》:美男系导演的自HIGH乐性上基本具有统一内核:情感上是奔放自由的,风格上是融合与拼贴化的。典型当代艺术的路子,因此也具备了其他导演最缺乏的可以勾搭新世代影迷的时尚气息。

在多兰的电影中,讲述异装癖的《双面劳伦斯》是这种当代艺术感最为强烈的作品,不仅仅是配乐,而是电影的所有方面都传达出去理性化、去主流化、去风格化的后现代倾向,奇情却不空洞,同时充满着未来感与怀旧性,给人一种肆意生长的生猛感,流淌着无边无际的探索欲。

今年,多兰在暂别戛纳一年之后,带着《马蒂亚斯与马克西姆》又回到了自己的主场。本以为抛弃大明星配置,回归朴实的多兰能够死灰复燃,然而口碑还是扑了街。他仍然在重复自我,依旧是同志和母子的那套话语。

当下的多兰,必须要设法走出在电影中重复解剖自我这条路,扩张视野,对准人间的其他种种,从而打开作品的格局。当然,并不指望多兰变为一个讲述社会议题的实干家导演,也不希望他转型成为一个关注人之道德与存在的哲学家导演。他出生和成长的年代,以及时尚的天性,也决定了他与恢弘叙事之间的距离。

他就做一个关注小我的导演就最好不过,“小我”才是对当今时代最接地气的写照。我们已经远离战争、殖民主义、国家机器、时代剧变的叙事时期,而是进入到个体化的、多样性的时代。所以小我的异彩纷呈理应获得更广阔的展示舞台。艺术家不一定非要肩负重大的社会责任,或者心系人类的普遍命运,表达个体的多姿多彩,本就是一项为当下这个时代做纪录的严肃工作。

但关键在于,好的导演,要追求讲述更多样性的小我,而不是耽溺在自我的模板或某类固定角色中,是时候抛掉“同志”和“儿子”这两个创作包袱了。

但无论怎样,喜欢电影的人都不想错过多兰,至少在目前的世界影坛上,看10分钟就能猜出导演是谁的电影太少了,如此具有辨识度的创作者过于稀有,应该被当成熊猫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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